1945年8月，在重庆，胡适将一封信交给张治中，请其转交给延安。在抗战胜利的余波中，国共谈判已在进行，许多知识分子期待中国能避免新的内战。此时的胡适角色独特，他不仅是学者，也是国民政府所视的“自由知识分子代表”。信中主张“劝共产党放下武装，接受改编”。但信件的具体内容、递送过程及毛泽东的反应存在不一致，后人转述并不能视为准确记录。胡适主张通过政治协商实现全国统一，并反对共产党继续用武力争取政权。其实，他的立场并非突然转变，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，他便强调思想启蒙、教育改良和制度建设，主张更应关注实际问题而非意识形态。他反对暴力革命，认为激烈的阶级斗争难以带来稳定。

胡适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复杂。虽然两人并未形成师生关系，但胡适在学术文化界的影响力对于年轻的毛泽东并非不可知。因此，1945年的互动充满深意，因为这是一个旧日文化名人对新兴政治力量的劝告。然而，胡适设想的“和平统一”与当时政治现实存在巨大的鸿沟。国民党掌握中央政府并控制主要城市，而共产党则掌握大面积根据地并有自己的军队，要求一方放下武装实际上是在要求其接受另一方的安排，显然难以被视为平等的协商。

后来的另一件事发生在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前后。1948年，胡适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长，当时许多学者面临去留选择。他选择不留在大陆，前往美国继续讲学和研究。坊间流传着关于毛泽东曾邀请胡适留下的细节，称胡适以“只会做花瓶”拒绝，但缺乏充分的证据。他对新政权的政治走向缺乏信任，也希望不在无法保持独立判断的环境中任职。胡适曾表示，学者不该成为政治的装饰，这一立场很坚定。 龙8头号玩家国际

在当时的背景下，“独立”的定义并不一致。胡适理解为学者的言论和研究自由，而共产党则把知识分子置于国家改造的大背景中看待，因此双方对“独立”的期待很难重合。胡适对国民党也有所批评，称其腐败、反对个人崇拜，较少支持蒋介石的某些政策，但他依然相信国民党能通过宪政和改良逐步修正。相较之下，他将共产党视为更具革命性和集中化的力量。这种判断来源于他的思考，但也说明了他的局限性。他低估了土地关系、军队组织和群众动员对政治形势的改变。

1949年后，国民党撤离大陆，胡适的选择被赋予鲜明的政治意义。1958年，他在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，继续学术研究。1962年，他在台北出席会议时突发心脏病去世，享年71岁。关于蒋介石是否有过对胡适“惜才”的评价，虽版本众多，但具体说法存在差异。

胡适并未成为国民党的实际政治代表，也未获得共产党的信任。他在离开大陆前的两次关键选择：一是以和平改良的方式劝说对手，二是拒绝进入一个他不信任的政治环境。前者令毛泽东意识到他的立场界限，后者则使双方的合作空间逐渐缩小。这并不影响胡适的学术成就，他在白话文推广、经典文献整理和学术方法上留下深远影响。然而，学术声望与政治判断是两个不同的范畴，而1945年至1949年的中国恰恰将这两者明显分开。 龙8头号玩家国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