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5年3月,中央红军在二渡赤水、收复遵义后士气大振,正沉浸在胜利的余温里。就在这种情绪下,前线将领林彪、聂荣臻向中革军委发来了一封标注“万急”的电报,建议立即攻取黔北重镇打鼓新场,并附上详细的作战方案。打下那里,能够获得宝贵补给,并有希望在云贵川交界打开新的根据地。
张闻天于是于贵州遵义枫香镇苟坝村,召集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二十余位中央领导开会,讨论这一紧急建议。表面上看,大家都渴望再下一城,用战果振奋队伍;但会场上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判断。毛泽东对进攻坚决反对,他在地图前冷静分析:红军虽有一役胜利,但队伍仍然疲惫,缺乏攻坚所需的重武器;打鼓新场又是国民党长期固守、工事坚固之地。一旦被城墙牵制,两三天之内,周围众多国军部队闻讯赶来,红军将面临被四面合围的巨大风险。
按当时情势重构的数据,红军兵力不过约三万,而国民党在打鼓新场周边集结的兵力却高达数十万,多个旅师正在三个方向迅速靠拢,部分敌军距目标不到两个小时路程。毛泽东指出,一旦被拖住,红军极可能陷入被歼灭的绝境。 龙8头号玩家国际
但苟坝会议此时仍遵循极为严格的民主决策机制,经过争论后,支持进攻的声音占多数,毛的建议孤票独存。毛对这种可能将全局置于险境的决定愤然表示如果要硬打,他就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一职,语气中带着绝望与坚决。会议最终按表决决定进攻,周恩来被指定起草作战命令,准备次日下达,而毛泽东则被暂时剥夺了新任命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。
夜深人静,苟坝村里大多数人已入睡,只有毛泽东辗转难眠。他不断在心里反复推演敌我态势,忧虑着那一步之差可能带来的灭顶之灾。正是在这种关键时刻,冷静的战略判断与对整体形势的准确把握,暴露出一次足以改写革命命运的生死抉择。历史也因此提醒我们:在没有高科技、靠经验与直觉决断的年代,正确的战略眼光往往决定着生与死。